曾国藩和祁隽藻是什么关系？

很多清史研究者认为，清王朝的这种措施是由于祁寯藻的阻挠，两者矛盾加深，引起祁寯藻的致仕，多数研究者以薛福成文集中《书宰相有学无识》一文为论据，来说明这个问题。薛文说“曾文正公以丁忧侍郎起乡兵，逐贼出湖南境，进克武汉黄诸郡，肃清湖北。捷书方至，文宗显皇帝喜形于色，谓军机大臣曰‘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某公对曰：‘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之福也。’文宗默然变色者久之，由是曾公不获大行其志者七八年”(薛福成著，《庸庵文续编》卷下，《书宰相有学无识》，沈编丛刊第95辑，第550页)。他在此文前作《书长白文文端公相业》，说：“曾文正公起乡兵击贼，为寿阳祁文端公所牴排”(薛福成著，《庸庵文续编》卷下，《书长白文文端公相业》，沈编丛刊第95辑，第544页)，并赞扬文庆重用汉人政策，以此来相互对照，形成鲜明的褒贬。民国人黄浚也有“曾文正见扼于祁文端，微肃顺左右之，几不能成功”(黄浚著，《花随人圣盦摭忆》，第55页)的说法。《近代名人小传》上也认为祁寯藻“抑曾国藩，世颇讥其偏”(费行简(沃邱仲子)著，《近代名人小传》，《官吏·祁寯藻》，沈编丛刊第7辑，第88页)。

这些资料都认为祁寯藻曾经排挤过曾国藩。从它们的出现来看，薛福成的说法应该是最早的，其曾国藩得意门生的身份也使他的材料看似可信，后面说法的来源应当是薛福成的资料。但是，薛福成的资料有以下三个疑点。其一，从《清实录》等史料的记载来看，曾国藩率领的湘军到咸丰四年闰七月底攻克武昌，八月，曾国藩被授予兵部侍郎之衔。十一月湘军取得“肃清湖北”的战绩，十一月底得到咸丰帝的奖励，尽管赏赐物品丰厚，但始终没有授予封疆之任。依据《祁文端公自定年谱》，从咸丰四年六月开始，祁寯藻便因病频繁请假，很少入值，闰七月十三日祁寯藻最后具摺请假，病休在家以后，直到十一月二十五日奉上谕休致，其间没有再入值军机处。所以，在此期间，祁寯藻根本没有向咸丰帝面奏的机会。而且，从国家图书馆现存的祁寯藻致仕前后所有奏折中也未见到相关言论。其二，薛福成的看法并没有其他直接资料证实。不论是他自己的文章还是曾国藩的文集，都没出现除上述并不确定的传闻外的其他具体事例。况且薛福成笔记的史料价值在罗尔纲先生的《师门五年记》中有较为详细的评价，这里就不再赘述了。其三，在曾国藩另一门生黎庶昌的《拙尊园丛稿》中，也详细记载了曾国藩和祁寯藻的事迹，其所着重的是，在曾国藩任侍郎时，上疏中触怒了咸丰帝，祁寯藻极力救助曾国藩的往事，并没有提及薛福成所讲的事，如果其事确实，他俩互相为对方的文集作序，为什么黎庶昌会避而不谈，甚至意见相左呢?既然传闻是有证据否定的，附会传闻的资料当然就是不可靠的。那么，事实应该是怎样的呢?

从当时情况来看，湘军势力的确是对抗太平军唯一有效的力量。但随之而来的严重问题是这种军事势力对中央集权的威胁。湘军的组织形式，导致湘军将士只服从其直接领导，而可以无视其它权威，这本身就有悖于专制统治的政治特点。咸丰二年，曾国藩的湘军还没有开始正式打仗，就向清廷要求自办粮台，要把地方的粮饷大权掌握在手中。这些情况不能不引起清廷的高度重视，并作出相应的措施加以遏制。首先就是拒绝给予曾国藩名义上的地方督抚职位，尽管中央有文庆、肃顺等要求重用汉族武装的满州亲贵，但他们实质上都是惧怕这种这种力量的。所以，直到咸丰十年以前都没有授予曾国藩地方督抚的官职。而曾国藩本人显然对他所受到的待遇感到不满。曾国藩和祁寯藻的弟弟祁宿藻是同年进士，他在京时和祁氏兄弟是颇有来往的。在曾国藩看来，他的行动理应得到身为时任领班军机大臣，且以奖掖后进、领袖学界为己任的祁寯藻的支持，但实际上，却没有得到，曾国藩在其日记中流露出这种怨怼情绪。持这种看法的人并不仅仅曾国藩一人，同为中兴三大名臣之一的胡林翼，在三河镇失利以后，给祁寯藻的信中就写到“盗贼未稍息而将才屡失”，并建议说：“吾师学究天人，荩念独深，固知隐忧之信切耳”(胡林翼著，《胡文忠公遗集》卷四，《书牍·上祁春圃相国言鄂事》，沈编丛刊第89辑，第425页)。从侧面暗示应该不拘满清“祖制”，任用实干将才。事实上即使在祁寯藻致仕以后，先后被咸丰帝依为心腹且名义上要求重用汉族势力的文庆、肃顺也并没有给予曾国藩与其实力相等的地位，直到咸丰十年，清王朝才勉强授予他总督的头衔。(即使当年六月授予曾国藩两江总督，也是当时情况所迫。其一，英法联军已进逼天津城下，其二，两江总督所辖三省仅江西还在清王朝的控制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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