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文灏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有关于翁文灏的轶事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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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底，国共之争胜负已成定局。这年的12月，中共方面宣布了一个四十余人的战犯名单，这时的翁文灏虽已不过是挂名的政务委员，但因其曾高居国民政府院长之位，也赫然在焉。1949年，翁文灏先赴香港，后转法国，1951年3月，经多方周密筹划，翁文灏辗转回到北京。“战犯”的帽子没有吓退翁文灏海外归来的脚步，证明中共和翁文灏之间的距离至少不像“战犯”这个词汇所张扬的那么大。

陈毅进入上海后在和翁文灏友人的谈话中提及翁时曾说：“翁文灏是书生，不懂政治，即使他在国内，我们也不会为难他。”陈毅“书生”一词经友人之口传到了翁文灏耳中，正在海外飘零而且从心底里不愿做“白华”的翁文灏想必别有一番感触，可能也促使他下定了回归的决心。陈毅所说的书生也许代表了不少中共要人对翁文灏的看法，可是翁氏的牌子毕竟太招人眼了，“行政院长”、“战犯”这些外在的东西终究不好静悄悄地消化，翁文灏要融入一个几乎完全陌生的土壤还需付出艰苦的心力。等着这位国民政府前行政院长的，首先是如何表态与过去决裂。这一过程堪称一波三折，早在他滞留海外仅有回国之想时，中共方面就表示其回来可以，但需在回国前写一悔罪书公开发表，翁挥笔写就，而文内居然还有“委员长蒋”、“行政院长宋”等字样，连居中沟通的人士都不敢拿出手了。

所幸周恩来同意其可以先行回国，悔罪一事暂且放在一边。但一俟翁文灏在京定居，怎样认识充满罪恶的过去并与之决裂仍然是个逃不过去的大关目。面对这个问题，翁文灏最感难迈的坎是“必须划清界限，谴责蒋介石反动集团”。像翁文灏这种教育背景和天性淳厚之人，君子绝交不出恶声，何况是于己有知遇之恩的旧主?要他自责容易，去骂别人却戛戛乎其难了。

政协委员

当选为政协委员的翁文灏写下过不少应景诗。整理者所作的“前言”中特别提醒读者，“诗集的内容，特别是大跃进时期中的见闻和‘文化大革命’时期中的观点，在今天看来有不少是错误的，甚至是荒谬可笑的，但这并不代表作者深层次的真实思想，而是对那个在极左思潮统治下，巨大政治压力时代的写照”。其实我看这未免求之过深了。那些歌颂大跃进之类的诗未必不是作者真实心境的反映，像翁文灏这样富有爱国心的知识分子，很少有不被那个年代中特有的热火朝天的气氛所感染的，试读一首关于北京城拆除牌楼的诗：“解放京都改造勤，牌楼次第落埃尘。堂皇封建宏规范，窒碍交通阻辙轮。自古先成终有毁，于今革旧更阐新。长安街道从来阔，此日更欣车振辚。”知识分子中没有多少人不在盼望尽快除旧布新，这种情感是真诚的。即使在高歌突进的整体氛围中，作者并未全然麻醉，一首题为《农妇入城投佣》的诗，色调和整体氛围相比是如此的不协调，诗中说那些因受灾生计无着，不得不入城做佣工的农妇“土地曾欣分廿亩，水旱尚自受千灾。何来颗粒全家饱，尽说更新举国欢。子死父老垂尽日，妇人偷走入城关”。“何来颗粒全家饱，尽说更新举国欢”，对比强烈，而“妇人偷走入城关”中，一个“偷”字，也是炼字的好例。对这首诗，一般人看了大概以为是记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事，其实不然，诗实写于1954年8月，对一般读者而言，这恐怕也是一小小意外吧。至于作者回顾平生的长诗《洄溯吟》，对研究作者的人来说，其价值当然更不待言了。

翁文灏旧曾于1946年刊行《蕉园诗稿》，这个集子没选。就本集已选的作品，作者的诗艺实不能说高明，这不必讳也无需讳，作者本来就无意作吟风月弄花草之诗人。近人旧体诗词集的价值往往在诗词之外，于此又得一显例。

人物评价

人物总评

科学家

翁文灏是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1912);是中国第一本《地质学》讲义的编写者(1914);是中国矿物学第一本专著《中国矿产志略》的作者(1919);是中国第一张彩色中国地质测量图的编制者(1919，着8色);是中国第一位考查地震灾害，并出版专著的作者之一(1922，《甘肃地震考》等);也是中国第一部《中国矿业纪要》的创办者之一(1916，与丁文江共同创办);同时，翁文灏还是第一位代表中国出席国际地质大会的代表(1922);是第一位系统而科学地研究中国山脉的中国学者(1925);是第一位对中国煤炭按化学成分进行分类的学者(1926);是燕山运动及与之有关的岩浆岩和金属矿床的区域成矿理论的首创者。特别应该提及的是，翁文灏还是开发中国第一个油田(玉门)的组织者与领导者。

对作为科学家的翁文灏，如今的评价已趋一致，尤为难得的是，他在科研方面的组织和管理上的才能也早有定评。

政治人物

被视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但和丁文江等这批朋友不同，他不仅有浓厚的专业关怀，而且骨子里是相信科学救国的。职是之故，翁文灏先后两次婉拒了国民政府的征召。这样一个对做官没有兴趣相信科学救国的书生最终还是走上了政治前台，甚至一发不可收，在一个被世人目为腐朽无能的政府内阁中挂了头牌。尽管他在这个政府中素有清官和能吏之名，但在一个政治不上轨道的地方，一个书生的入局总给人“跳火坑”的感觉。作为近世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员，回首前尘，也大概会体会出几分宿命的意味吧?中国近世文人学者多多少少都与政治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而翁文灏虽然也。

书生本色

翁氏归国后，在幽居岁月里留下过大量文字，除一纸悔罪书，政协委员本分内应上的议案这些台面上的东西之外，还有《人类进化史纲》《中国古代史新研》等手稿。窃以为，其中最值得今人关注和玩味的还是这些旧体诗词。尽管这本诗集不过是一选本，但作者的书生面目和复杂心绪仍灼然可见。1951年6月，悔罪书写完后，他以诗作跋，“平生自问尚无羞，只惜忠诚少计谋。仁义知难追宋瑞，贤明信不比梨洲。清勤鹤立官僚浊，拙朴心非利禄求。生气欣看时势变，新朝可许一浮鸥。”首句“平生自问尚无羞”像是自我宽解，而结末一联又分明透出一个前政权的高官——哪怕仅仅是伴食哪怕他自己骨子里以书生自许——对一个完全陌生的社会的疑虑。等到这年七月，官方仍无正式结论，“到京困居已逾四月，成诗三首”，其中唱道“故国得归终幸事，是非只可付悠悠”，作者此时显然已有“历历前尘吾倦说”(俞平伯诗)之感，可树欲静而风不止，前尘旧事总如怨鬼缠身，哪里是你想“付悠悠”就真的一逝如流水的呢?在翁文灏回国之初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他基本处于幽居、无所事事的状态，曾用一首七律《栖息》概其遭际，首联赫然是：“栖息京师抚寸躬，自惭余孽得优容”，“余孽”二字下得未免太重了，不能不让人生无限感慨。